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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的危机哲学

百年大党的危机哲学

来源:《南风窗》 2020年8期   作者:赵义

 

随着武汉这个主战场的逐步“解封”,中国的疫情防控进入了下半场。相比而言,欧美国家还处于抗疫的上半场。面对愈演愈烈的欧美国家疫情形势,人们自然禁不住会思考,为什么有了“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欧美国家在抗疫过程中还是把可能会犯的错误几乎都一个不落地又犯了一遍?

看起来,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在新冠病毒面前都平等了。大家在新冠病毒面前,都犯了诸多相通的错误。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的确,现实是,国家能力越强,越早采用强有力措施,疫情的蔓延就会越早得到控制。中国人通过巨大的代价为世界争取了时间。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客观事实。

不过,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情况表明,由于法治、党争等因素,要欧美国家一开始就采取类似中国的强有力措施,是非常困难的。付出如此重大的生命和经济代价之后,欧美国家自己会从中总结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暂时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甩锅给中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做法。

这也提醒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是需要从国情出发来找问题。

就拿国家能力来说,欧美国家的国家能力一样很强,只不过其动员逻辑和我们不一样,不能简单地以高下论之。只要国家机器真正开动起来,我们会越来越发现中国和欧美在应对疫情上的相似之处:对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的医护人員的驰援,军队力量作用的发挥,禁足措施的推行,防控医用物资的生产等。尽管具体方式会有很大差异,但都可以说是整个动员体系已经在发挥作用。

那么,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要问,是什么在阻碍这种能力的发挥。如果说此次疫情之后,欧美国家应该进一步反思党争的破坏性影响,那么对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来说,要反思的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破坏性影响。

经历过无数次危机的考验,再经过此次疫情危机的大考,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的危机哲学必然会增加新的内涵—不仅新问题要有新答案,老问题更要有新答案。

我们从来不需要担心执政党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社会稳定的敏感。这几乎是一个百年大党在长期执政后形成的基因。此次疫情防控,中央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要防止大规模传染,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对我们疫情防控举措的后续反应有着清醒的判断。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再到经济危机,再到社会危机,这个逻辑链条在现实生活中要阻止其变成现实。3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提出,在国内外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当下,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保障,“只有兜牢基本底线,才能安稳社会民心”。

对于已经深入骨髓的东西,我们不用过多担心。但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最近,习近平总书记3月10日在武汉视察时的内部讲话公开了。谈到城市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梳理“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市域社会的治理只是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一个具体例子,需要普遍性思考的是,面对新的社会变化,面对新的社会力量,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去对待。新问题需要新的自我革命。对一个百年大党来说,最危险的就是蜕变为一个官僚机器,丧失了主动性和适应性,只是按照官僚组织的惯性在运转,比如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是在层层汇报、层层过滤或者加码、层层做形式主义文章中进行,最后离“第一手情况”越来越远。在此次疫情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烈士李文亮在生前被定性为传谣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的讲话中指出,“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对自我革命的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抗疫,我们可以明确,最关键的短板和弱项,还是适应性出现了偏差。

此次抗疫取得的成果,是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力量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网络新技术还是社会的自组织,都发挥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如果是按照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别说它们发挥作用,就是它们的诞生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