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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二)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二)

 

钱理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实在“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

  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

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来源:《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